“公共债务占GDP的100%”听起来像一道整数关口，其实更像一张账单的提醒：一个国家一年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，刚好等于它欠的债。IMF在2026年4月的《财政监测》里预计，全球公共债务到2029年将达到GDP的100%，比2025年4月的预测提前一年。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94%。上一次全球债务处在这么高的位置，还是1948年。
这轮债务不是所有国家齐步走。IMF说，主要是大型经济体在推高全球总量。G20里，加拿大、中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英国、美国的公共债务已经或预计超过GDP的100%。这些国家通常有深而流动的主权债市场，政策空间也更大，所以IMF把它们的财政风险评为“中等”。这话不能反过来读成“没问题”：市场深，意味着债务更容易滚动，也意味着利率变化会更快传导到预算。
真正紧的地方在利息。金融危机到疫情前，债务在涨，利率却在降，利息账单占预算的比例大体稳定。现在不同了：全球市场利率明显上升，未来路径很不确定。债务的“存量”是一回事，再融资的“价格”是另一回事。再加上社会支出、国防、战略自主等开支压力，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财政后果，预算的弹性被一层层压薄。
IMF还给了一个尾部情景：如果出现5%概率的不利情形，2029年全球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24%。这不是基准预测，但它提醒人们，债务风险不是一条平滑的线。主权债市场本身也在变：杠杆化的非银中介角色变大，美国国债的“安全溢价”被侵蚀。这些结构变化会让重新定价更剧烈。
债务分布也很不均衡。很多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债务率并不高，却更难。IMF说，有55个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，尽管它们的债务率常常低于GDP的60%。债务率低，不等于还得起；融资渠道窄、货币错配、增长乏力，都会让“低债务”变成“高压力”。
怎么办？IMF的答案不新鲜，但顺序很重要：可信的、排序合理的财政调整。不是一刀切紧缩，而是先稳住债务轨迹，再留出缓冲。支出端可以换结构，不一定加总量。IMF估算，把GDP的1个百分点从经常性支出转到人力资本投资，到2050年发达经济体GDP可提高3%以上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接近两倍。收入端，税收能力不足的国家应逐步把税收占GDP比重提高到15%以上；IMF说，长期增长红利可达两位数，但仍有70多个发展中国家低于这条线。
这些话听起来像老生常谈，难处在于政治。增加税收有红线，削减支出有阻力，公众对财政极限的感知也在下降。可债务不会因为难就不来。100%不是终点，它只是一个更贵的起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