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10月，IMF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时隔30多年重回曼谷。会上摆出的数字不难看：IMF最新《世界经济展望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.1%，比此前预测略高。但年会真正花时间讨论的，是增长底下的两笔账——一笔记在财政部的报表上，一笔记在年轻人的履历上。
每1美元税收，近1/7先去还债
二十四国集团主席、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奥耶德莱在年会上给了一个差距：发展中国家为债务偿付付出的成本，比发达国家高出约5000亿美元。他把债务脆弱性称为全球包容性增长的“主要障碍”。
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月14日的说法更具体：过去十年，低收入国家平均债务偿付成本占政府收入的比例，从6%升到了14%。
这个比例换算一下就很直白。这些国家每征收1美元税收，就有近1/7要先拿去付利息和本金。这笔钱不修路，不建学校，不添病床。
冈比亚财政部长基塔把它叫作“强制性要求”。强制两个字是准确的：利息不付，主权信用评级会受影响，再融资更贵；本金不还，债务就滚动下去。教育、医疗、防灾这些支出没有这样的强制力，它们是最容易被挪到后面的那一栏。
挪后的后果，斯里兰卡2022年演示过一遍。外汇储备耗尽，燃油和食品这类必需品都保不住进口，民众遇到的是燃油短缺、停电和一路走高的生活成本。债务危机不是抽象的财政术语，它就是这些具体的东西。
融资成本为什么高？发达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，反映的是市场对通胀、财政赤字和未来利率走势的重新定价；这股压力通过资本流动、汇率波动和风险溢价，传导到财政缓冲最薄的经济体。发展中国家还额外背着主权信用评级、汇率风险这些成本项。借同样的钱，付不一样的价。
抽空的不是岗位，是第一级台阶
另一笔账在会场之外。21岁的泰国工程专业学生沙哈拉·崔胶，课余在一家能量饮料工厂实习。IMF《金融与发展》杂志在年会前夕写了他的故事：十年前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大概能在资深工程师手下，从企业入门级技术岗位干起；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复杂任务交给AI，他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忧虑。
格奥尔基耶娃在年会上说，AI时代已经到来。IMF估计，全球约40%的就业岗位可能因AI得到增强、被降级或被取代，发达经济体这个比例可能达到60%。她用了“缓慢推进的海啸”这个说法，并提醒年轻人可能首当其冲。
值得注意的不是“多少岗位消失”，而是消失的位置。过去毕业生从入门级技术岗位起步，一边做基础任务，一边被资深工程师带出来，经验就是这么长出来的。现在基础任务由AI接管，职业阶梯的底端被抽空——上面的人还在，底下那截没了。
这件事的麻烦在于它不吵不闹。《金融与发展》的分析是，AI有望提高生产率、促进增长，但如果技术应用的速度超过劳动者技能转型和教育体系调整的速度，压力就落在年轻劳动者身上。教育和培训体系本来就是慢变量，AI是快变量，两者的时间差由谁承担，答案通常是刚进场的那批人。
AI投资本身也是当前全球增长的重要支撑。但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提醒，如果预期中的生产率收益未能兑现，投资和资产价格可能出现明显回落，再通过金融市场和消费渠道拖累全球经济。也就是说，这笔账的收益和风险，兑现的时间不一样。
两笔账，同一个方向
一笔是把今天的基础设施、教育和医院，换成了今天的利息；一笔是把明天的经验积累，换成了今天的效率。两笔账在当期看着都还过得去，代价都推到了后面。3.1%是真的，但增长的质量，要看这两栏怎么填。